1955年6月20日下午，正在湖南考察的毛泽东，特意去探望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恩师杨树达。

当时，71岁的杨树达坐在藤椅上享受阳光，身患哮喘，身体状况相当糟糕，连起来的力气都显得特别困难。

见到毛泽东，杨树达拼尽全力站了起来，毛泽东赶紧伸手扶住他：“还记得我吗？”

杨树达微微点头。毛泽东继续问：“还记得当年在新华门等着的那些日子吗？”

“驱张”运动

1913年，20岁的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家人，来到了长沙求学。他顺利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，杨树达便是他的语文老师。

杨树达对国文的了解那是相当深厚，几节课下来，毛泽东对他真是敬佩得无以复加。

不仅如此，杨树达还关心国家的未来，和大家聊聊国际形势。这些对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毛泽东来说，既充满了好奇，又让他心生向往。

因此，毛泽东常常主动找杨树达请教，在聊天中，他了解到杨树达的丰富经历。

1885年，杨树达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，8岁时，他就读完了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经典历史著作。

15岁那年，杨树达在长沙的新式学堂里，学习了数学、英语、科学等一系列他之前从没接触过的课程。

20岁时，杨树达到了日本留学。六年过后，他回到了长沙，在湖南四师担任教师。

1914年，湖南省第四师范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合并，二者一起入驻新学校。到了1918年，毛泽东顺利毕业。

表面上看，这俩师生好像没啥交集，但实际上，革命早已将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就在这一年，皖系军阀张敬尧带着部队强行闯入省府，依靠武力在长沙肆意妄为，真是无恶不作。

这一阵子，民间怨声不断，可老百姓都对他的狠辣手段心有顾虑，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，唯有毛泽东不怕这个。

1919年，那阵子全国各地都在闹“五四运动”，毛泽东在这时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，积极推动“驱张”运动，搞得热火朝天的。

12月份，毛泽东发动了全省的大规模罢课，超过一万三千名学生纷纷支持。接着，三个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，毛泽东担任公民代表，杨树达则是学术界的代表。

那会儿，有人劝杨树达别去北京，可他却坚决表示：“我心已定，没啥好犹豫的，必须得去！”

18号，代表团抵达了北京。那时的北京已经进入了隆冬，寒风刺骨，毛泽东和杨树达一行人在风雪中直奔当时北洋政府的国务院所在地——新华门。

大家一拥而入，振臂高呼，指数着想见总理靳云鹏。结果却和手握刺刀的卫兵僵持了整整三个小时。

人群始终不散，终于出现了一位自称是总理秘书的人。他带着毛泽东、杨树达等六位代表团成员走了进屋。

杨树达脾气火爆，拍着桌子质问道：“这么多学生在大雪中跋涉到北京来请愿，你们怎么不见人？湖南那边快要闹翻天了，为什么不赶紧处理？”

秘书一时间无言以对，只能拨打电话请示靳云鹏，可惜电话打不通。没能见到靳云鹏，毛泽东他们也只能先行离去。

走出大门，代表团把结果告诉了请愿人群。众人一听，立马就抖擞起精神，誓言要把靳云鹏找出来。

所以，游行队伍直奔靳云鹏的家。靳云鹏心里七上八下，怕家里遭到破坏，连忙出来和代表团的人嘀咕了几句。

代表团把早已准备好的《上靳氏书》递给靳云鹏，靳云鹏就说，自己会在一周之内给个回应。

一周过后，靳云鹏不仅没回应，反倒在自家门口安排了全副武装的警卫。

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早有预感，接着，他成立了平民通信社，打算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，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。

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地点，毛泽东把平民通信社安置在了一座寺庙里。

有一次，杨树达去找毛泽东谈张敬尧武装对抗的事儿，刚进门就看到毛泽东坐在正殿的香案前忙活呢，他忍不住哈哈一笑：“菩萨，我来敬香啦。”

毛泽东抬起头，看到是杨树达，立马站了起来：“您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”

杨树达笑着说：“这可是菩萨显灵的地儿，怎么会找不到呢！”

后来，这里变成了代表团交流信息的地方，毛泽东每天能发出一百五十多篇新闻到全国各地，引起了舆论的热议，张敬尧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。

1920年6月，“驱张”运动以张敬尧狼狈离开湖南画上句号。

久别重逢

“驱张”运动一结束，毛泽东继续推进革命事业，而杨树达则在教育界中继续发光发热，专注于语言和文史的研究。

虽然他和自己的学生走的路不一样，但杨树达一直不忘关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动态。1935年，得知红军突破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穿越雪山草地达到了陕北，杨树达高兴得很，随即写下了一首诗。

1949年，国民党的实力大幅下降，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期盼愈加迫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湖南群众推选的代表杨树达，前往见面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司令员陈明仁。

杨树达用道理和感情说服陈明仁和程潜参与起义，最终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。

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，杨树达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当兵。虽然自己不能再上战场了，但杨树达还有文字，他陆续出版了18部书籍，还被选为湖南文史馆馆长和省首届人大代表。

1954年，杨树达把几本自己的专著寄给了毛泽东，并表达了想去北京与毛泽东叙旧的心愿。

毛泽东立刻回复，热情邀请杨树达来北京，同时叮嘱师父要多保重身体，等哮喘完全好再来也不晚。

杨树达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就安心在长沙继续养病。

一年后，毛泽东来到湖南考察，特意去探望杨树达。那时候，杨树达正坐在藤椅上享受阳光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，时常大口喘气，偶尔还要剧烈咳嗽。

见到恩师这样难受，毛泽东立马就叫随行的人去买药，还掏出500元给师母。

杨树达一瞅这花花绿绿的钱，立马就火了：“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”

杨树达是个正直的人，一辈子最烦那些贪官污吏。看到毛泽东突然掏出一笔巨款，他心里自然会警觉起来。

同行的周世钊也是杨树达的学生，他明白杨树达误会了，立马出来解释：

“您放心吧，老师，主席可还是当年教我们时那样，‘身无半文，心忧天下’。他现在所有的收入和花销都交给党组织管理，自己可一点儿也没有。”

毛泽东也向他的恩师说明了这500元钱是怎么来的：

“这些都是我写文章挣的稿费，今天买药的钱，也靠这个。我所说的、写的都是您教的，这也是您辛勤教育我们的成果，您理应得到这个。”

杨树达松了口气，脸上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：“润之，我之前确实误解你了。你能做到这一点，真是国家之福啊。”

这一开心，杨树达又咳了个不停，毛泽东赶忙上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胸口，还把痰盂递给他，让恩师咳嗽。

杨树达用手绢捂住口鼻，眼神里示意毛泽东把痰盂放下，可毛泽东却不答应。周世钊看到这一幕，想要上前接过来，毛泽东却摇了摇头：“先生别觉得不舒服，端这痰盂是学生应尽的责任。”

等杨树达把事情处理完，毛泽东就自然而然地端着痰盂去洗掉。杨树达望着毛泽东的身影，感觉他似乎依旧是那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。

“润之还是当初那股冲劲，能说会道，心里像燃烧着一团火，身上始终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真气。”

临走的时候，杨树达紧握着毛泽东的手，叮嘱道：

“润之啊，得人心就能掌控全国，拥有人才才能兴旺发达，虽然国家逐步走上了正轨，你一定要记住这点。”

毛泽东点了点头：“老师您放心，我一定会铭记在心。”

几个月之后，他们再次见面。杨树达来到北京参加会议，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一起过中秋节。

毛泽东准备了几样简单的酒菜，邀请了几位老朋友一起聚会。在席间，他们谈起了“驱张”的往事，毛泽东笑着问：“老兄，当年在寒风中站在新华门前和卫兵对峙整整三个小时，难道不觉得冷吗？”

杨树达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那是肯定冷啦，不过一想到我们远远跑到北京去请愿，他们根本不理我，心里的怒火就熊熊燃起，冷啥的都给我抛脑后了。”

毛泽东微微点头：“您当年的大义凛然，确实鼓舞了如今的学生们，真是让人佩服。”

这是杨树达过得最开心的一个中秋节。1956年2月14日，老先生去世，毛泽东发了唁电，周恩来还送了花圈，接着，灵柩被护送到岳麓山安葬。

毛泽东的稿费情况比较特别。他的文章和诗词常常被刊登在各种报刊上，但其实很多时候他并不在意稿费的收入。对于他来说，写作更多的是表达思想和传达政治理念，而不是单纯为了赚钱。虽然偶尔会收到一些稿费，但他往往是选择将这些稿费用于公益事业或捐献给组织。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价值观，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。

毛泽东除了用自己的稿费帮助杨树达外，还曾资助过不少人，像章士钊就是其中之一。

章士钊是毛泽东的老朋友，1920年，毛泽东为了筹钱让湖南学生去法国留学，就向章士钊求助。

章士钊二话不说，马上就在上海的商界帮毛泽东筹集了两万银元。

不久后，毛泽东把其中一部分钱分给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们，另一部分则带回湖南搞革命活动。

1963年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来到中南海教毛泽东学英语。毛泽东对她说道，自己还欠章士钊一笔债，决定以后每年还两千，十年内还清。

回到家后，章含之问章士钊这件事，章士钊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还记得。其实，那时候的银元大多是募集来的，章士钊觉得自己并没投入多少钱，所以不太愿意接受这笔钱。

章含之把章士钊的意思告诉了毛泽东，毛泽东听后才透露了真实的想法：

“你不明白，我这是拿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上的帮助。他对我们共产党可帮了大忙，哪有钱能还得了呢。我清楚行老的性格，若是说这是补助，老前辈肯定不会收的。所以我说这是还债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就跟他说我毛泽东说的，欠的账无论如何都得还，这钱是我从稿费里抽出来的。”

“就这样，毛泽东一直坚持了整整十年。到了1973年，理论上来说，那两万银元应该算是还清了，但毛泽东却表示：”

“从今年起就开始还利息。五十年我也搞不清楚能有多少利息，就这么继续还，只要行老健在。”

除了章士钊，毛泽东还曾帮助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人，那就是溥仪。

末代皇帝溥仪在被特赦后，选择在北京的胡同里定居。1962年的春节，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，邀请了溥仪、章士钊、程潜等人赴席。

在宴会上，毛泽东提到溥仪的婚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溥仪的婚姻经历可不简单，不少妻子要么已经去世，要么和他离了婚。

现在，溥仪的生活又重新步入正轨，毛泽东便鼓励他再找个合适的伴侣，考虑再婚的问题。

“婚姻这事得好好想，不能随便哦。得找个合适的人，这可是后半辈子的事，要组建个新家。”

没过多久，溥仪在介绍下认识了李淑贤，觉得挺满意的，于是两人很快就走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1964年，溥仪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资料专员。他的薪水是180元，相对普通百姓来说算是不错的，可对他来说，从小就过着富裕生活，这点钱也让他觉得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

2月13日，毛泽东主持春节座谈会时提到这件事：“听说溥仪的生活条件不太理想，每个月只有180元的工资，实在是不够用。”

接着，他转头对旁边的章士钊说道：“我想给点稿费，通过你帮我送给他，改善一下他的生活。”

这时，章士钊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人：“听说溥仪的叔叔载涛也过得很艰难。”

“我晓得他，之前去德国留过学，还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，他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。”

座谈会一结束，毛泽东就从稿费里拿出了两笔钱，特别请章士钊分头送给了溥仪和载涛。

溥仪接过钱，坚决不肯收。他表示《我的前半生》才刚出版，自己很快就会有稿费进账，生活过得还算不错。

在章士钊的反复劝说下，溥仪才勉强留了钱。

毛泽东的资助并非只针对某个特定的人，只要他了解的有生活困难的人，都会用稿费给予帮助。

在50年代初，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讲了一个故事：他住的四合院里，有位叫宋师傅的黄包车夫，家里就一个人能干活，生活过得挺艰难。

更糟糕的是，宋师傅还得了急性肺病，发烧吐血，没钱看病，绝望之际，竟产生了轻生的想法。

工作人员得知后，赶紧让自己弟弟把宋师傅送去了医院。

毛泽东对这种做法表示赞赏：“你做得不错，等会儿从我的稿费里拿点钱，帮宋师傅解决燃眉之急吧。”

第二天，工作人员跑到医院，把钱送到宋师傅手里，并告知他这是组织专门给他治病的，希望他能安心养病。

可惜的是，宋师傅病得很重，半年后还是离开了人世。这下，家里就只剩下妻子和两个孩子了。

工作人员无计可施，便将实情告诉了毛泽东。毛泽东一听，立刻从稿费里拿出三百元，为宋师傅的家人提供抚恤金。